[22]但无论如何定义，智能机器人都没有脱离工具化的主体范畴。
目前我国进入了诉讼社会{17}，诉讼案件剧增，但我国的司法机关人员不足，案多人少，还要按时审结，给司法人员造成巨大的工作压力，他们能依法思维、依法办案就不错了，岂有时间进行理论学习和理论思考，岂能从事法理思维？那是一种理想化的追求。可见，无论是立法思维还是司法思维都是一种普遍性思维或规律性思维。
一般说来，人们自己缺乏什么就讨厌什么、拒绝什么。{13}437这对于法律思维、法理思维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理论思维的目的是为了训练人们的理论能力和理论水平，使人们能够合乎理论思维的规律、特点和要求去理论或论理，比如提出概念、作出判断、合乎逻辑、正确推理等等，它们构成一个具有解释力的解释系统。为了实现法治的理想，人类经过了长期的奋斗牺牲，法治的历史，就是一部人类不断追求理想并逐步实现理想的历程。也正因为如此，才需要将法律思维、法治思维提升为法理思维。
法律思维的正当性、权威性取决于法律人知识、思想和理论的广度和深度。{28}2234法律为专门之学，非俗吏之所能通晓{28}2060，因为律者，民命之所系也，其用甚重而其义至精也。由此,我们看到苏力具有两个独特的面向:他在理论方法上是一个后现代主义者,但在价值立场上是一个坚定的现代主义者。
四、生殖香火与文化保守主义的批判 大多数学者对《秋菊打官司》的理解止步于揭示乡村习惯法与现代国家法的差异。这是用金钱这个普遍等价物,补偿那个受损的普遍的劳动力。〔5〕这两篇文章虽然理论视角有所不同,但都构成对主流法治理论的批判。[23]苏力，见前注[2]，第26页。
法学理论说到底是法治实践的产物。当这两种地方性知识或两种不同的权利话语体系遭遇的时候,为什么国家法中的权利话语体系对习惯法中的权利话语体系构成了暴力压迫和征服?凭什么国家法高于习惯法?凭什么权利就被宣称为普适的,而不是将说法看作是普遍正当的呢?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而这个问题恰恰是文化阐释理论所无法回答的。
关于普通法作为一种自然法的论述，亦可以参见Donald R. Kelley, The Human Measure: Social Thought in the Western Legal Tradi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Chapter 10, pp.165-186. [66]关于这场论战，参见(德)萨维尼、蒂堡：《论统一民法对德意志的必要性：蒂堡与萨维尼论战文选》，朱虎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正如赵晓力可以将司法调查中遇到的一起贷款案中当事人的故事与吉尔兹在田野调查中记录的雷格瑞的命运毫无困难地联系在一起。秋菊和村长在这个链条上既是短暂的过客,又是不可替代的重要一环。〔51〕 因此,冯象的批判法律理论从一开始就不是针对资本主义法治理论展开的,他甚至也不需要建构出一套高深的法学理论。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法治建构过程中三种法律传统在多元主义法治框架中的融合绝非意味着批判法律理论的衰亡,而是表明要在新的起点上重新出发。苏力后来更是专门写了一本《法律与文学》的专著,探讨中国传统经典戏剧中的法律问题,〔10〕这或许是受到了他所心仪的波斯纳大法官所撰写的《法律与文学》的启发或感召。这或许正是赵晓力目前努力的方向所在。这种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比起结构主义理论更具有现实的、物质力量的政治针对性。
[51]冯象：我是阿尔法，载冯象：《我是阿尔法：论法和人工智能》，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76-222页。他不是针对权利或法治背后特定地方性知识何以能僭取国家暴力的批判,而是针对将国家暴力包装成普适主义法治意识形态的批判。
毕竟,并非每个人都能理解批判法律理论的关切所在,并非每个人都具有朝向美好秩序的心性。〔61〕如果按照吉尔兹的理论,这种权利法治论也不过是一个地方性知识,它也镶嵌在一种自然科学和西方启蒙哲学所建构起来的作为公理的意义世界中。
(二)《秋菊打官司》:文学中的法理思考 如果从文学中的法律这个路径进入法律与文学的讨论,那么文学文本仅仅是一大堆经验材料,需要有法律理论来分析和组织。秋菊的困惑,其实正是法治得以‘现代化的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权利与说法的对峙实际上就是两种同样具有地方性特色的地方性知识的对峙。而赵晓力则进一步深入到秋菊的内心世界,俯身倾听秋菊想要的说法究竟是什么,为什么那个地方如此要命以至于秋菊竟然以中国人特有的那种不屈和倔强不断撞击法律之门?尽管在对《秋菊打官司》的研究中,不少学者提到了地方性知识,但他们都没有意识到吉尔兹所说的地方性知识不是一套简单的权利界定和分类体系,其背后有一套完整的与其生活密切相关的关于生活正当性的建构,即韦伯所谓的意义世界。他们的生命意义就在于维系这个完整生命链条,而这个生命链条通过婚姻网络的不断扩展,最终形成一个生生不息、不断扩展、循环往复的生命网络。余履雪：《德国历史法学派》，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14〕 然而,现代社会的理性化进程也意味着现代的形式理性法的兴起,古典礼法秩序中建立起来的法律与文学关系走向分离甚至颠倒。人类对织女星文明的美好幻觉,不就是马克思所批判的资产阶级法治以中立性、非人格化和程序性所展现出来的形式正义给压迫者塑造的一种公平正义的幻觉吗?这种美好的幻觉实际上掩盖了我们外星人对你们地球人的实质性支配。
〔56〕同样,人民大学被翻译为RenminUniversity或许可以一笑了之,但假如有一天人民法院或人民共和国被翻译为RenminsCourt或RenminsRepublic,我们还能笑出来吗?〔57〕中国法治建设的危险就在于西方资本主义法治传统一支独大,若缺乏古典礼法传统和社会主义政法传统的制约,就会变成一种不受约束的资本-官僚-法治的混合怪兽。由此法律多元主义背后的西方与中国现代与本土的对峙也就丧失了文化价值层面的意义,一切都还原为赤裸裸的权力或实力。
医药费、误工费是对劳动力身体的补偿。〔77〕 在批判法律理论从批判走向综合的这二十年中,源于西方的现代法律曾经作为一种移植的异质要素迅速融入中国社会生活,如今已成为中国人生活方式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苏力：后现代思潮与中国法学和法制——兼与季卫东先生商榷,《法学》1997年第3期，第11-19页。认为中国传统法律强调义务本位，而西方法律强调人权保护和权利本位，要实现法律现代化就必须确立权利本位的法律价值导向的权利本位论。再后来,批判法律理论便开始走向衰退,凌斌虽然保持批判姿态,但都已经在和谐法治的概念下进行妥协,而此后在章永乐和徐斌对《秋菊打官司》的研究中完全放弃了批判意识并走向了综合,不仅在理论上消除中国古典传统的保守主义、左翼社会主义和右翼资本主义之间的内在张力,而且在法治秩序建构中试图调和、综合并安顿这三种秩序传统。比如说苏力对权利法治论展开了批判,季卫东则对苏力的后现代思想方法展开了批判,而苏力又对季卫东的批判进行了回应。
其二,浪漫主义和尼采主义实际上开启了历史主义、相对主义和解构主义的后现代思潮。《秋菊打官司》发生于当代中国法治刚刚兴起之际,发生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资本主义复兴运动中。
〔36〕但是,冯象与苏力的理论主张和写作风格有很大的差异。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秋菊打官司》实际上是一个具有宗教意味的复仇故事。
[50]参见冯象一系列关于《圣经》的翻译和诠释。苏力在秋菊的困惑中所开辟的法律与文学研究其实与文学本身没有什么关系,反而是一项法律社会学研究。
村长为什么要踢秋菊丈夫的下身?是因为秋菊丈夫看到村长生了四个女儿却没有一个儿子,而且村长老婆又做了结扎手术,就故意骂他断子绝孙。如果说秋菊是一个维权先锋,那么她要维护的,并不是什么她或她丈夫的个人权利,而是一种普遍的生育的权利,一种对于生殖的古老信仰:破坏生殖是最大的犯罪。批判法律理论必须始终基于中国法治的历史经验对各种法治教条主义展开批判,基于政法传统中鲜活的政治伦理对法治机器中的技术官僚主义展开批判。由此导致的一个可能危险恰恰是将中国法治面临的现实问题,无论是不公正的司法解释,〔31〕还是死刑废除问题,〔32〕还是琼花变成秋菊的困境,〔33〕统统归结为词的问题,即归结为他所批判的来自西方普适主义权利法治观带来的结果,甚至以为坚持一种实用主义或者功能主义的立场就可以避免这些问题。
由此,我们所关心的中国就只剩下物实践经验制度,而不可能有任何关于美好生活的追求。章永乐：从秋菊到WTO：反思国际战略选择与国内法律秩序演变的关系,《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第28-35页。
[58](美)斯通：喜剧与文化，胡海娜译，载陈颀等(编)，见前注[5]。我们今天看起来流落乡野的习惯法,在中国文明传统中原本属于天道天理或自然法。
苏力之所以对法律现代化持一种温和的批判态度,是因为他所批判的乃是某一种法治理论,即西方中心主义的法治观念。这两种不同的权利话语体系分别服从于两个不同生活世界的逻辑,是两股道上跑的车。